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大多数老百姓的评价和切身感受。从目前的结果看，两种改革的优劣一目了然。中国改革，老百姓普遍得益是事实，而俄罗斯在1990年代，无论GDP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下降，GDP几乎掉到1990年的一半。普京上台后情况在恢复，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最好水平。不能让人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怎么能说是好的改革？
南方周末：你基本上不同意这个判断——内在的经济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
姚洋：其实苏联选先进行政治改革，显然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
王小鲁：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了不得的。
南方周末：所以初始条件中要加上一条——我们有极具执行能力的政治领导人，当选定目标后，知道用什么方式最好地达到目标？
姚洋：对。我看过美国人写的回忆录上，有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段，他在党代会上急了，“让你们投票你们就投票”。结果投完了就乱来了，他把自己的权威给转换掉了。
南方周末：胡永泰的解释是，因为学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明显成效，为什么中国能成功苏联就不能成功？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内，他认为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结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样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乱了。
姚洋：这么解释我觉得能接受。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党内政治阻力也很大。
1978年，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王郁昭在滁县搞包产到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知道了打电话给万里，要求万里阻止，万里回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试试，当时阻力是不小的。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阻力都不小，关键是怎么走下来的。
南方周末：一种关于30年前改革的说法是，当时中国的情况糟到不能再糟了，邓小平的决定，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选择，任何一点改变的尝试都会有正效应。从你们的经历和感受来看，其实没那么必然，反而当时的选择非常困难，是吗？
王小鲁：是这样。其实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争论非常多，能不能包产包户，能不能发展乡镇企业，允许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价格能不能放开，多大程度上放开……一系列的争论，后来一步一步走了这么长一条路走过来了。
我觉得要跟苏联比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通过经验摸索和积累，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逐步地把体制过渡过来。这套改革的哲学是实践第一的。因为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经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总结，价格怎么发生作用，供求关系怎么发生变化，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然后经济学家才来总结市场是怎么工作的。至于从一个计划经济怎么转向市场经济，谁也不知道怎么转，会发生什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关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我那个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点知识是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课本上看来的，读资本论也是在农村插队时读的，再看南斯拉夫的一点东西——其实没有人亲眼见过真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上一代人从解放前过来，但那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那些留过洋的人，比如邓小平，看见过市场经济，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渡，你去问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是事实，是人类经验证明了的东西。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但怎么走，还是要靠摸索。
单靠经济学教科书，拿了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照着往下套，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不能从教科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惟一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