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音响 新中国"第一股"

1984年，秦其斌懵懵懂懂地带领飞乐音响，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融资，轰动国内外。

1986年9月，飞乐音响实现了柜台交易流通。当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纽约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用这样一种象征方式，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忆往事，66岁已是满头白发的秦其斌颇有“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慨叹，他说那时“我不是在弄潮，而是被潮流推着走”。

而最早报道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的记者潘新华今天也认为，当年上海搞股份制试点势在必行，没有秦其斌，还会有李其斌、王其斌。

口述  秦其斌(飞乐音响首任董事长)

地点上海得和茶馆

时间 2008年6月30日

整理本报记者  黄俊峰

“坐无轨电车上路”

今年采访我的媒体很多，都要我讲当年“小飞乐”发行股票的事。很多文章把我写成了一个很有闯劲的改革带头人物，这显然夸大了我个人在那个年代的作用。

其实，当时“小飞乐”的改革，就像是坐无轨电车上路，不是有计划地往前开，而是摸索着走到哪儿算哪儿。实事求是地讲，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偶然因素很大，成为第一股更是沾了伟人邓小平的光。

总之当时我是被潮流推着走的。一切好像是无意识的，又像是有意识的。

1958年我考上复旦大学电子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仪表局下属的上海无线电厂。1984年被任命为上海电声总厂厂长，就是“大飞乐”飞乐股份的前身。

电声总厂主要生产喇叭，给电视机厂做配套，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那个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开始慢慢提高，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上升，上海街头开始出现音乐茶座，生意很好，对音响设备需求很大。

我就琢磨着是否可以扩大音响生产。但是在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计划经济年代，计划外的经营活动最缺的就是资金。我把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向上级作了汇报，他们同意，但资金要我自己想办法。

1984年上半年，我在长宁区参加工商联的会议，听一些老工商业者聊天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用股票集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当时理解就是一种集资的凭证。根本没有意识到股份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那个时候如果知道发行股票意味着搞产权多元化改革，认识到这个层面的话，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就是偶然中得到的这点股票知识，让我想到了通过发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支持，回头看，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理解股票的真正含义，把它等同于国库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