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唐模式”的故事与逻辑

　　“顾-唐”的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给定的现实环境下，“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不能很快地普遍发育出来；同样，“好的国有企业制度”也无法很快地普遍建立起来，

　　“顾-唐”的故事和改革开放前的状态分别说明了这些。赞成者和反对者虽然观点如此对立，但面临的尴尬甚至于悲剧意义可能是相同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有人可能会质疑，“好的私有企业制度”也是可以发育出来的，如联想集团、TCL集团等等。确实，“柳-李”(其中以柳传志、李东生最具代表性)故事的效果强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当然也强于“顾-唐”。

　　但是，我们想指出的是，这种成功仅具个体意义；从样本意义上说，“顾-唐”比“柳-李”更具典型性。“柳-李”故事的成功有很多前提条件，如选择的是一个规模较小但已进入临界状态、随后会爆发增长的行业，否则，增量式产权改革毫无作用；处在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相对宽松的年代，白手起家，创业致富是社会歌颂的精神，法律法规上也没有任何对MBO或类似MBO的限制；具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通达、宽松，从事改制的管理者则理性、节制，双方良性互动，达到双赢。

　　无需深入分析就可知，“柳-李”故事成功的前提条件有的本来就不具普遍性，有的随着时间推移，于舆论上、法律上和现实中并不具可行性；或许可以说，“柳-李”故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托因缘际会、运气之福。“柳-李”自身，可能对其成功的“偶然性”有更切身的感受。这是不是从一个角度能解释他们的企业比某些国有企业更讲“政治”？是不是可以解释他们不仅仅着眼于经济考量而大举进行海外收购？他们是不是在寻求一种法律上、舆论上乃至道德上的慰藉？相对来说，“顾-唐”故事则因其充分反映了现实的种种鲜活问题，从企业制度变迁史角度而言，更具经典性。

　　企业制度演进不会是一出道德化的理想剧，在中国这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更加如此。“顾-唐”故事还会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不断上演，进一步退三步，进三步退一步，进一步退一步，或许是中国企业制度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也许就是历史，而历史不会是凝固的，一定会向前发展，“生命之树常青”。

　　对比之下，文字的描述往往显得无力。在跌宕往复的故事演进中，随着政府职能的改善，法制背景的完备，更新一代企业经营者的出现，新的因素(海外规范投资者、海外市场要求等)融入，普遍的财富观的改变，焉知中国的企业制度不会开出健康茁壮的花朵？